《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4日刊载了卢建平撰写的文章“张彭春和《世界人权宣言》”。下为文章全文。

张彭春将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由于他的折冲樽俎，宣言的起草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免于流产。

今年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人类的人权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有一个中国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过他，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杰出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张彭春。

张彭春1892年生于天津，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8岁时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留学。1922年以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张彭春在美国时就树立了“教育救国”思想。他在1916年回国时，在公开演讲中首次提出创办南开大学的意见，为严范孙和张伯苓采纳，张伯苓后来称之为“南开大学的计划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的轰炸并被侵占，张彭春到西南联大任教。后应国民政府聘任，赴英美等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深爱教育事业的张彭春，自此开始介入外交事务。他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驻土耳其、智利等国公使。1946年1月，张彭春赴伦敦，担任联合国创办会议的中国代表，会后他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直接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

张彭春认为，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可以有共同的人权目标。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上已有35部或40部宪法有了人权法案，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各国的人生观或思想体系不同，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经常成功地调解争端，挽救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他是折衷艺术的大师，通过引用孔子的名言，总是能找到方法，使我们的工作免于陷入僵局。”联合国人 权 司 第 一 位 司 长 John Humphrey如是说。

人权委员会主席艾琳娜•罗斯福（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则认为：“张彭春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他具有幽默感，从哲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几乎在任何场合他都能够引述机智的中国谚语来应对。”但是他的外交才能显得更为重要。作为“协调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大师”，他“讲求实用”，“随时都有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例如在确定《世界人权宣言》的效力时就遇到了以下问题：宣言是否会修改或否决联合国宪章呢？或者是否所有成员国都必须签署世界人权宣言，因而使世界人权宣言符合国际法呢？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的代表坚持主张要赋予该文本以法律约束力，以保障国家权力下的柔弱的个人权利。鉴于这种主张可能会吓跑许多国家，张彭春提出了“先宣言、后公约”的折衷建议：成员国可以分别签署宣言，然后使宣言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1966年经联合国大会通过，定名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通过任择议定书这种形式来贯彻宣言的精神。张彭春提出的解决方法，既保护了人权宣言的完整性，也尊重了成员国的国家主权。

在《宣言》条文的具体撰写过程中，张彭春的作用也非常显著。《宣言》草案第一条原有这样的措辞：Human nature is endowed with（人在本性上赋有）……，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异议。张彭春认为，当《宣言》为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接受时，各个国家及民族在人口的多寡上应该被充分地考虑。他希望各国代表在此问题上保持平等、宽容的态度。“因为我们都不希望一个作为保护和尊重全人类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观念过于狭窄”，张彭春说，“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应该反映出孔子的思想。”在张彭春等人的努力下，起草委员会删除了“本性”一词。

张彭春建议将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放在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一词，为各国代表认可，从而写入了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宣言》第一条所体现的国际人权体系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单一的宗教、文化、伦理或是人性的基础之上的。

张彭春说：“在人权方面，不能忘记大多数人。”他希望《世界人权宣言》能够反映宣言最终要代表的丰富多样的文化。他也相信，每个人都能理解《世界人权宣言》。“它应该是为世界各个角落的每一个人所撰写的宣言，不仅仅只是为律师和学者而写。”

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成为核心人物。“他（张彭春）的睿智在任何其他委员会成员中非常突出。”John Humphrey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在世界历史上，在《宣言》之前，国际社会的成员们还从来没有一起成功地完成一项旨在保护全世界人民（不论其身居何地、身处何时）权利和自由的历史文献。《宣言》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从《宣言》的诞生及其后几十年的实践情况看，《宣言》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原先作为“宣言”的建议、提倡的作用。正是在《宣言》的激励下，产生了许多地区性的人权条约和人权组织，很多新独立国家在起草宪法时也深受《宣言》的影响。《宣言》对于此后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产生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联合国大会立即投票决定用一切方式把《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到世界各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手里。世界人权宣言》的复印本几乎被抢购一空。《世界人权宣言》最终成为历史上被翻译版本最多的文件。张彭春最初设想让《世界人权宣言》成为每个人都理解的文件，这一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张彭春于1957年在美国新泽西州逝世。他没能亲眼目睹后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这一公约正是采用了他当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使得《世界人权宣言》实际上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可以使人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尊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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